我的家风与工作作风
作者:蔡寅斌
什么叫家?家是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和子女的聚居所、是人人们生活和避风的港湾、是亲情的安乐窝、是人生最初接受启蒙教育的园地、是人们走向学校走向工作岗位的出发点、是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什么叫国?按照说文解字的释义,国须有人口、领土、干戈、疆界、即口、一、戈、口,也就是繁体國字的结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国(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对外对内专政的工具,是经过一定程序选举产生出来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机构,行使立法、司法、行政职能,对外抵抗入侵之敌,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领海领空完整,使人民安居乐业;对内实行民主,镇压叛乱、保护人民、发展生产、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故其工作人员必须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没有国,何谈有家;没有家,又何谈立国。家与国是细胞与整体是血肉相联的有机统一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或家训),村有民约。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约束,就不能形成战斗力,就办不成事情。国法家规民约,付诸实践,年久月深,习惯成自然,就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便成风尚。《汉语大词典》关于家风词条的释义是指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作风是指个人或单位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或作风。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陸机之辞赋、先陈世德”。由此可知,家风是经几代人才能形成的优良风尚或作风。
我家从曾祖到父亲的三代以来、都是佃田耕种,佃租比例为2:8或3:7,赚取那20%到30%的粮食产量,年收入约60-90石谷,要养活一个四世同堂有二十多 口人的大家庭,人均约三四石多谷。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身一口、七石二斗”。身是指穿着,口是指吃的。总之是解决一个人的穿吃二事。一人一年三四石多谷,其生活的艰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佃农家庭最大的困扰在居无定所,耕无定田,东君一声“退佃”,佃农家就得到处寻找合适的地方;佃的田要多,租的屋要宽, 才能养得活,住得下。费尽周折,纵算找到了一个新的住所,把家安顿下来,但搬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光绪初年到民国十八年的近50年间,我家搬了八次家。搬家的路程,近则三四里,远则二十多里,粮食器皿、生产生活用具、柴草灰粪、竹木杂物等,只要有一点价值的东西,都得搬走,并在迁入地重新安置好。山间小路,爬仑过坳,崎岖难行,有时连独轮车都用不上,全靠肩挑人抬,一日往返两三次,寒霜冷冻,风雨无阻,天光搞到抹黑,十分辛苦;同时,搬出地的作物不能很好管理和及时收获,迁入地的作物也未能及时播种和培育,来年的备耕工作更是无法顾及,生产工作的滞后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更有甚者,对迁入地是人生地不熟,要融入当地社会疏通 人际关系,也颇费时日,所以,全家人一听到搬家,就会感到不安,视为畏途。俗话说得好,“人 搬三造穷,鬼搬三造灵”。谓菩萨有人抬,就说明有人供奉。家贫无立锥之地,为了生存,搬家也就成为全家必须勇敢面对的现实,无退缩之余地。因为家里人口多,不易选到合适的佃耕田和住所,就先后经历了两次分家。家无田山屋宇不动产可分,只需把进庄(指佃田的押金)和债务和生产生活用具,粮食之类的动产,根据兄弟房份和各房人口多少加以适当照顾,就可分开各自为家了。第一次是春生八阿公一房从这个大家庭中分离出去了,第二次是玉昌二阿公和我祖父春庭十六阿公分开了。至此,祖父四兄弟,其中茂隆因早年参加左宗棠部队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牺牲了,其妻改嫁,无子嗣,遂绝;四兄弟只有三兄弟在世,于是这个大家就变成三个小家庭。树大要分枝,人多要分家,从古到今,兄弟分家,乃世之常态。分家可充分发挥各房的积极性,各显其能。
民国十八年冬天,尹兆麟逼我家退佃,经全家商议,决心用退回的进庄款630块光洋,再打一个为期十年100块光洋的会,借款300多元,凑足一千多块光洋,买了我家现在居住地柞树湾48石谷田(九亩多)土山水和住宅,从此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有了永久的栖身之所;但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债务包袱,每年要支付利息40多块光洋。为了还债,我家除了耕种自己的48石谷田外,还继续作40-50石谷贩田子,以增加收入。我家作的贩田子中,凡是租自地主家的,到1949年冬就废除了租约,唯独租自邻居小土地出租者邓鄂湘的24石谷田,一直佃耕到1954年冬全面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才废除了租约,我家也就从此结束了作贩田子的生涯。要想增加收入,还清借款和利息,是费尽脑筋,想了许多办法;一、选种育秧。种田,稻种是关键,培育壮秧,“秧好半年禾”。二、将毗连的小坵并为大坵,扩大耕地面积,也有利于耕种。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把几坵毗连在一起的小坵推平变成了大坵,种植面积稍有扩大。三、挖塘蓄水。我家屋后有一坵面积约一亩大的田,全靠天水灌溉,收成没有保障,全家决心把田边的一块荒山,将其一部分挖成一眼约五六十平方米的山塘,一可蓄水灌溉,二可养鱼,二者得兼。经过全家一个月的努力,硬是把山塘挖成了,达到了目的。四、在肥料上下足功夫。种田种土全靠肥当家,施足基肥。猪牛栏粪、人粪、草木灰。当然是肥料的重要来源,但多种红花草(学名紫云英),沤凼,拾野粪,杀青积肥等多种方法并举,使肥料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取得了肥足粮丰的好效果。五、植树造林,变荒山为宝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种植与培育,树已成材,柴薪基本上满足了需求,用材得到了保障,采摘的油茶籽榨出的油,也解决了部分食油的需求;可惜的是那些已经成材的松树,在土法大炼钢铁时为烧炭砍伐殆尽,青山又变成了荒山。近二十多年来才又得以绿化。六、养猪养牛。俗话说得好,“富人家靠读书,穷人家靠喂猪”。又说“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也说明富人进入仕途,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养猪可养肥猪或母猪。肥猪可自宰自食,改善生活,解决食油问题;也可出售,增加现金收入。养母猪,一年产两窝,仔猪可出售,也可自养。养猪要饲料,养牛只要放牧和杀草,老幼都能担当饲养任务,收入不亚于养猪。我家常养一头母牛一头公牛和一头仔牛,既可耕田,也可出售。养猪养牛是我家获得现金收入的主要源泉。七,精耕细作。我家种田,实行“三犁三耙”,做到了田平如镜,泥烂如浆。田平如镜,利于灌溉,一掌深(2-3CM)的水,可漫遍全田,不致高处脱水,低处受淹,做到合理用水。泥烂如浆,禾苗扎根容易,迅速吸取养分,使之生长旺盛。中耕施肥,杂草务尽。杂草踩入泥里,化为肥料,或作猪饲料,或养鱼,一举三得,变害为利,一环套一环,不能失误。父辈深知;收成好坏,先看发蔸,后看结实;苗是基础,结实是果。七,田边地角,旱土水面,充分利用,人尽其力,地尽其利,遍种红藷蔬菜,黄豆饭绿豆,塘里养鱼,栏里养猪,猪肥鱼壮,自给有余,全面兼顾,增加收入;纺纱绩线,衣着有靠,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集少成多,积微知巨。要达到目的,全靠人力。这是我家种田的辩证法。因此,祖父和父亲,被亲友目为田秀才,工钻子。田秀才者,谓善于种田种土种水。工钻子者,赞誉为人勤快,闲不住,有钻劲,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之谓也。
在生活方面,我家也有些不成文,相沿世袭的规矩,处世不准游手好闲,不准赌钱打牌,不准偷鸡摸狗,不准抽烟酗酒,不准寻花问柳,不准拉帮结派,不准欺孤虐寡,不准演看滛戏,出入是非之地;为人要有孝心,敬老尊贤,要勤俭节约,读书上进,要诚实守信,不取非义之财。也许可以归纳为“八不三要“。
我家从民国十八年冬借钱买田欠下的债务,经过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借公账还婆账“等办法,到1949年冬,总算连本带息全部还清了,就是借自地主家的钱或谷,也是如此对待的。父亲总是坚持一条原则“人要诚实守信”,宁可挨饿也不可失约,不取非义之财,不欠“来生账”。
在祖父和父亲手里,经历了许多灾难,佃田耕种租屋居住,“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四五年搬一次家,受尽了搬家的折磨和苦楚。祖父是在如此环境中,受了许多刺激惊吓,人到中年得一个间歇性的癫痫病,每到春天桃花盛开时就会发作,日夜哼唱不停,他自己也没有睡个好觉,连累家人有时也没有睡好。家贫,虽搞过一些迷信的办法,例如收禁,立“娘娘神座”,但始终没有进医院作精神病治疗。祖母甲状腺肿大(俗大颈跟病或大脖子病),时常气痛,只是她自己寻些草药吃一吃,疗效不显著,硬是以顽强的意志挺着。这正合着我家那个地方的说法,“有钱人用钱挡(意谓延医吃药或住院治疗),无钱人用命挡”。我迄今思之仍有余痛。大病,对我家的祖辈而言是一个不能自拔的大灾难。民国二十三年从五月初开始,一连四个月滴雨未下,全家出动抗旱,我当时九岁,大妹桂英只有七岁,也要顶一个劳力,日夜参加车水,付出如此多的艰辛劳动,这一年仅收18石稻谷,约2500多斤,当时全家八口人,人平只两石多谷。为了克服干旱所造成的困难,这年秋收后,就立即投入生产自救,大种养麦、秋红藷和萝葡白菜。秋冬作物获得了丰收,仅晒的干萝葡擦菜子就有两大扮桶和两大酒缸,约二千四五百斤。以干擦菜子拌米蒸熟充饥,饭少菜多,度过了荒年,到第二年新谷登场时,陈谷还剩4石。那4石谷硬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确实过的是“蔬菜半年粮”的日子,刻苦节约到何种程度是可想而知。二十三年大旱,二十四年夏又遭遇了一场大洪水,把大河堤冲破了一个三四丈长的大缺口,洪水夹着沙石把缺口处的三亩多田淤积成一个三四米高的大沙堆,此田禾苗尽毁,颗粒无收。秋后,又举全家之力,和在亲友的帮助下,费时近两个月,硬是一担一担地把沙石担出去倒在堤外,借水力把沙石冲走,然后把缺口重新筑好,恢复稻田原貌。这场洪水给我家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小的。但在天灾面前,我家没有被困难吓到,而是以顽强奋斗的精神克服了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我家的人都坚信“天道酬勤”的道理。祖父和父亲常说:“人勤地不懒,地是刮金板,”“锄头底下出黄金”,“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早起三早当一工,免得求人拜下风”;又说“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寻钱犹如针挑土,用钱犹如水推沙”;并告诫我们兄弟姐妹,要“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切不可冒米架空锅”,“撑起篮盘(一种圆形的竹制用品)来做天,自欺欺人”,是“打肿脸充胖子”。祖母和母亲也常说“勤勤俭俭般般有,懒懒荡荡件件无”,又说“吃不穷,用不穷,嫖赌逍遥一世穷”,“盘算不清一世穷”。他们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践行的,真正做到了言行一致,培育了我家勤劳俭朴的纯正风气。我家堂屋里的神龛子两旁曾经贴过一副对联“教儿孙两行正业,且耕且读;继祖宗一脉真传,曰勤曰俭”,横批曰“祖德流芳”。勤耕俭读四字,集中反映和体现了我家的家规或家风,耕读二字的顺序,也体现了我家几代人以来的思想逻辑关系,他们深知“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的道理。但由于家贫,小孩子不论男女,就要跟随大人学做功夫,耕田种土种水,读书只要求粗通文墨,能写会算,能记账写信,能看书,不做光眼瞎而已,读书全为当家种田打算。从我家几代人的经历也可得到印证,祖父他们兄弟四人都只读得两三年私塾。祖父春庭,字世灵,排行第十六,光绪七年二月生,只读得两年书。祖母喻氏,排行第六,在娘家时,人呼六姑娘,光绪十年十二月生,家赤贫,其母靠行乞度日,祖母没有进过学堂门,终其一生,连名字都未取,九岁时来归祖父,做了一对童子夫妻。祖母跟我谈及过门才三天,三个大嫂就提出要轮流煮茶饭。灶台高就只好搭凳子踩在上面进行淘米下锅;炉锅提不起,就把炉锅提手套在颈跟上拱起来,语言中还不时流露着悲伤与无奈。父亲继富,字敷周,行五,光绪二十八年七月生,也只读得四年私塾。母亲刘氏,在娘家时,人呼大姑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生,也未曾进过学堂门,八岁丧母,就要担负全家五口人的家务事,她是在不堪重负,艰难困苦中度过她的童年和长大的,民国十二年来归吾父,时年二十一岁。我的大妹读了两年书,取了个大名曰桂英。老弟华斌,字声桃,读了四年私塾,刚满十岁,就跟随父亲学种田,小妹曼平也只是高小毕业,只有我是例外。他们读书,只为开发智力,识字,懂道理,一生都为稻粮谋。我家讲耕读,是把耕字放在第一位的,读是摆在耕字之后,处于从属地位。祖父母和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从小就要勤快,学会种田和做家务事,诚实做人。当我们能拿得起扫把,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全家的大小房间;到四五岁时就要求杀草看牛,寻猪草,扒柴拾野粪;扦田时,跟父亲一起下田扦秧,大人一排扦四蔸,我扦一蔸,父亲殿后,我一只手握一只秧不住,父亲分一小半给我,紧紧跟随,不许落后。扮禾时,就参加割禾或递禾把子。我六岁入学后,每天我背起书包就上学去,回家后,放下书包就做功夫。后来身体长高了,力气也大了一些,就开始学犁耙功夫,到14岁时,我就基本上掌握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我老弟的历程,也大体如此,只是他在满十岁时就辍学务农了。大妹桂英读两年书后,就跟母亲和祖母学习针黹和做家务。
母亲在料理家务之余,也常常会教我们唱儿歌,猜谜语,给我们讲故事,启发我们去思索,去寻找谜底,激发我们的求知欲望,扩大我们的知识领域。冬夜,母亲在灯旁纺纱,祖母在做鞋子,父亲在织草鞋,我借灯光读书,一灯四人共用,可谓灯光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读书读错了,父亲会立即责令重读,因为他读过的书大都背得;如果他发现我在打瞌睡,我会遭到体罚的,所以,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寒夜,有时全家围炉烤火,依靠火光,祖父用算盘子教我打“六百六十六”,即1+2+……+35+36,得出666的答案,使我学会了加法。通过逆运算清零,又让我学会了减法。通过打“小九归”,我学会了乘法、除法和乘除法的口诀。祖父告诉我“大九归”难学一些,要我在熟练地掌握“小九归”后,自己去反复琢磨,也是可以慢慢学会的。他还教我学会了“斤求两,两求斤,”的口诀(旧制1斤16两)。祖父的细心教导,弥补了我在私塾读书时,没有学过算术这门课程的遗憾:但“大九归“硬是推迟到我参加工作后才去学会的。
祖母和父亲在平日闲谈中,教给我许多待人接物的道理,到人家做客,“进要启主问安,退要辞东告别”,要有问有答,讲话要和颜悦色,不可恶语伤人,绝不可满口脏话,要有礼貌,要记住“良言入耳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出门观天色,进屋观颜色”,“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记住“话不投机半句多。”也让我了解到一些炎凉世态;“贫见富来门外接,富见贫来不起身”,“脸带桃红色,借五十,有一百;脸带猪肝色,刚开口,就冒得。”
祖父和父亲虽然只分别读了两年四年书,但一有闲时,他们也爱看《三国演义》、《封神榜》、《隋唐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岳飞传》、《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三字经》、《捷径杂字》、《乡党应酬》、《今古奇观》之类的书以消遣,爱讲梁祝姻缘,孟姜女哭长城,天仙配,冯兰桂打酒,薛仁贵东征,薛刚反唐,陶澍私访江南,包公断案之类的故事,爱憎分明,说得动情处时,也会指手画脚,吸引我们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祖父在谈到巧取豪夺之人时,总会义形于色,骂人“为富不仁”,“口唸弥陀,心似豺狼”。父亲在判断是非善恶时,则显得温柔敦厚些,忍耐性好,但他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不会疾言厉色,也就容易与人相处,亲和力强,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排难解纷,把是非拆散,为乡邻戚族所称赞。母亲秉性刚毅,比较内向,平日寡言少语,一味埋头做家务。祖母秉性温柔,勤俭好学,省口待客,乐于助人,凡亲友临门,总会热情接待,并立即放下手上功夫,问暖嘘寒,宁肯自己少吃几口,也要准备粗茶淡饭待客,让人感到亲切;她见人长处就学,我家屋后小园及其周边,种的无花果树、木瓜和各种中草药,都是她引进来的,伤风感冒,她能随时用些草药或单方帮人把病治好,不需求医问药;她善于刮痧,拔火罐,也学会了接生,我家周围的一些产妇临盆,都会请她去接生,由于她心灵手巧,不怕脏和累,细緻周到义务为之服务并观察几天,看到母子平安才会离开。其实她自己长期受甲状腺肿大和气痛病折磨,痛苦不堪,她能推已及人,视人病如己病。她有一副怜贫惜寡的好心肠,她遇到乞讨者,平时施米,饭时施饭;见到人家有困难,会感同身受般地予以帮助或抚慰。她临终前还在为曾孙水林做鞋子,可谓工夫齐命断。平凡中展现其高风亮节。
我们兄弟姐妹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耳濡目染,深深地认识到真善美之可爱,假丑恶之可憎,为人要品行端正,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不取;也绝不能恃强凌弱,欺孤暴寡,要做到行得稳,坐得正,才会到处可安身,吉星高照。
我家几代人都是种贩田子为生,面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沐雨栉风地辛勤劳动,赚取那极其微薄的收入,来养家糊口,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艰苦奋斗勤耕俭读的淳朴家风,相沿相袭,它具有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具有战胜一切艰苦困难的作用,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原动力。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这种风气的洗礼,内化为习惯,外化为行动,也养成了我们的良好作风,我深知每一粒粮食每一分钱,都是父辈们劳动的结晶,是血汗钱,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他们送我读书,是希望我成材,我应该不负所望,这就时刻激励自己上进,不敢稍有懈怠。因此,我在1940年2月在外公刘俊卿的鼓励和父母的支持下,毅然决然地离开私塾,去参加宁乡县立第五高小招收扦班生的考试,去接受现代化教育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考试结果我被录取了,编入五年二期的第28班就读。虽然有的课程我没有学过,如算术历史地理,我硬是挤时间刻苦攻读发愤补上了,顺利完成了全部应修课程,于1941年7月毕业。后又顺利考入湖南沩演中学第六班,三年后毕业。1944年暑假期间,我参加全省两所名校长郡中学和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入学考试,两考皆捷,归告祖父母和父母,他们都为我高兴。经过斟酌,最后选择入省立一中,被编入理科高26班就读。在中学阶段,我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应修课程和作业外,开始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如《桃花扇》、《西厢记》、《琵琶记》、《缀白裘》、(元曲集,60册)、日本人长助龟之助的中文译本《代数学》、《鲁宾逊漂流记》(英文本)、《红楼梦》等书,并对其中佳言警句做了笔记,吸取精华,有些片段,做到了背诵如流,如《黛玉葬花词》……。高中毕业后参加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失败,时值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决战阶段,我回家务农,坚持边参加生产边读书,复习功课,利用更多的工余时间阅读了一些禁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范文澜,周谷城的《中国通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书,越是禁书越想一睹为快。正因为我读了这么一些书,接受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我参加湖南革大研究班招生(学校规定从革大学员中招生,要求参加报名应试者具有大学文科三年理科四年的资历)考试报名,也参加了应试。论文题为《论人类社会将从必然走向自由》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问答题、几个现实社会现象的评论分析题。论文题明显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难题,不易下笔。我根据我已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千多字的文章,回答了问答题和评论分析题,战胜了不少具有大学三四年学历的参考者,我被录取了,决定主政《政治经济学》。我第一次体会到自学和扩大视野,不断吸取新知识给我带来的喜悦。研究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军械学校学习轻重武器,弹药学,炸药学,光学仪器,无线电通讯器材,军械维修与保养,军械勤务等专业技术课程,由于我学习勤奋,我既当学员,又当学习辅导员。毕业后,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械学校、高级炮兵技术学校轻兵器系、高级军械技术学校步兵武器系、炮兵工程学院七系、后勤学院军械系任助教、教员、主任教员(教研室主任)、担任军械专业技术的教学工作,也担任过系主任助理,协助系主任处理教学过程中一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同时完成自己担负的教学任务,一肩而担二职;我还担任过越南人民军派遣来华学习军械专业的越南留学生班的专职教师,也给本学院在职教师补习班上过数学课,都获得了好评,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获得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受到过通令嘉奖。与人合作编写了《枪械学》、《枪械构造理论》教材,并印刷发行。在军事院校教学之余,我见缝插针,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自学了《微积分学》(英文版教材),并做完了全部习题,训练和提高了英语水平,还补学了俄语,还自学了《逻辑数学》、《概率论》、《数理统计》、《微分几何学》(苏步青著)、《定量分析》、《半微定量分析》,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莫斯科的《日日夜夜》(西蒙诺夫著)、《普希金文集》、莎士比亚和泰戈尔等人的著作,阅读兴趣非常浓厚,阅读范围非常广泛。因此,我曾被学院评为自学标兵。在教学任务较为轻松时,我曾被选派扦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世称哈军工,今国防科技大学)二系步兵武器专业三年级学习一年,除了学习步兵武器制造理论外,还自学了《膛内弹道学》和《膛外弹道学》等课程。顺利完成了组织委派的学习任务。在军事院校学习工作的一十四年中,我接受了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军事技术教育,养成了优良的“三八作风”,即毛泽东为之概括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在军队的“三八作风”和在我家家风“勤耕俭读”的陶冶下,养成了我工作、学习勤奋,不怕困难,诚实守信,生活俭朴的良好作风,使我终生收益匪浅。我从后勤学院转地方工作时,学院党委为我编入预备役军官序列,交给当地人武部的档案材料明确指出我为人民解放军的军械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肯定了我做出的成绩。
我从部队转到地方后,任宁乡县粮食局办公室副主任,处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和下乡作粮食产量的调查、征购粮任务完成情况、救济粮下放和分配到户的情况,为上级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细则,提供参考依据。调查必须脑勤、腿勤、嘴勤、手勤,才能得来翔实可靠的素材,写《调查报告》必须实事求是,有理有例有据,文风朴实严谨。由于我一以贯之的勤谨工作作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同时我为适应由部队军事技术院校转地方经济部门工作、岗位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报考湖北大学经济贸易专业,经过入学考试,我被录取了。我坚持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修完了应修的全部课程,获得湖北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
1980年,通过组织部门安排,我被调入益阳供销学校(后来更名益阳工贸学校,现名益阳职业技术学院)任数学教师兼基础课教研组长,既教过《微积分》、《经济数学》、还教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又拓宽教学领域,教过《市场学》、《市场营销学》、《会计学原理》、《会计学》、《银行会计学》等课。超额完成了教学任务,并编写了一册《经济数学讲义》作为教材使用,并得到湖南大学数学教授的好评,认为我在当时是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因为我把市场预测,最优决策,年金计算等内容从经济专业课程中分离出来,用数学模型和系统性的方法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效果是好的,也获得了学生的好评。同时,我为学生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发地为他们做了许多工作,包括报名、购书、成绩公布。学籍转移,开设辅导课等,这些工作纯属于义务性质,没有任何报酬。但我作为教师,看到学生学有所成,感到宽慰:有的同学在毕业时,既拿到了中专文凭,又拿到了自考大学专科文凭,或获得了大学专科若干个单科合格证书,并建立了自考学籍档案,这类学生离开学校后,再考几科就可拿到大学专科毕业证书,我也得到了学生的高度拥护。由于我工作勤奋,工作任务完成得好,又不断地扩大了自己的教学领域,得到了学校领导对我的好评,每年都被评为优秀教师或先进工作者。戊子年秋月,我为自己书写了一座右铭。铭曰:“勤能补拙,俭以养廉;澹泊明志,宁静志远;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与世无争,与人为善;良师益友,受益匪浅;学无止境,朝乾夕惕;临事三思,再思可矣。成子年秋月声闻书以自勉。”我家的晚辈都继承了我家的优良家风,他们学习勤奋俭朴,大都取得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正在国内国外努力工作并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现在,我年已九十有一,仍坚持读书看报,与时俱进。我想:一个人无论干什么工作,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切忌浮躁和急功近利。兹当盛世,国强民富,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家风淳朴,个人思想、生活和工作风优良,必然会使社风、民风、党风净化,做到风清气正,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实现中国梦,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为期不远矣。
作者简介:蔡寅斌,别名净平,字声闻,1925年2月生,宁乡县人,解放军后勤学院转业军官,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处级离休干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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